“我的日子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朱自清 《匆匆》

 

由于身在海外，常常居无定所，搬家挪窝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更何况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在归国前必然会对自己的生活物品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正是基于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和离家万里的感悟，让我意识到我几乎无法保留生活中细小的物品，它们常常从我的指缝间流过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最终随着我最终返回故土而永远地失去了。因此我觉得我需要一种放在我手边的“盒子”，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带着储存记忆的盒子回到家乡，盒子中的记忆在中国发出最后的余响并最终归于寂静。

 

于是这个概念很自然地与桌子结合在一起，人的日常工作中心围绕着桌子展开，桌子上常常摆满了在生活中起到各种作用的小物件。我需要做的是为这些小物件在桌子上添加一种储存的功能，同时这种储存需要和桌子紧密地镶嵌在一起，就像一只带腿的行李箱那样可以便于携带。

 

然而盒子与桌子应当如何结合在一起呢？我认为一种精巧的形式可以让我的设计避免落入平庸的窠臼，但是它又必须简洁，这样才能将来源于细小心理体验的灵感还原为一种坦白的陈述，否则同样的构思也会将设计推入矫情的万丈深渊。我最终选择了类似于一种工具箱的可折叠样子，一共由三个立方体构成，每个立方体带有一个抽屉，上面两个立方体可以展开并堆叠，形成桌子工作时的状态。它们即是记忆的盒子。

 

其实我只是想做一个方便打包带走的东西而已。

 

但是类似于建筑，家具的结构问题同样可以让理想化的概念重重地砸在现实的地面上。从结构设计的角度而言，这个桌子比较复杂。它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中密度纤维板制作的抽屉和桌面板和钢制的支架。除去抽屉本身对精度要求比较高以外，为了实现概念中的便利的运输与转移，整个支架必须实现可拆卸。这是整个设计过程中最为困难的部分，可拆卸的要求大大地增加了结构设计的挑战性。在开始几轮的讨论中，由于测试模型无法很好地抵消水平方向的剪力，桌子组装完成后会有晃动，导致老师们对结构提出了大幅度的修改意见。这将会破坏“盒子”的概念，同时会使桌子的拆卸变得非常困难。在我看来，这几乎就等于宣布设计失败。为了保留原有概念，我必须绞尽脑汁提出新的结构方案去说服老师。这也是芬兰家具设计教育的特点，一方面学校对学生提供全面的支持，包括设备精良的木工、金属车间，全部免费的材料，经验丰富的技师等等；另一方面，学生的设计也会被比较高的工艺标准所衡量，特别是在功能、结构方面具有硬性的要求。

 

回顾整个设计过程，我对框架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和尽可能多的测试，先后一共制作了3个一比一的工作模型，最终在保证概念的同时达到了结构强度要求。尽可能使用真实材料的一比一模型会让设计得到全方位地检验，除了结构以外，我调整过桌腿的形式，每个盒子的比例和展开方式，金属铰链的粗细等等。

 

一种抽象的形式可以让人观众从中看到了一些让他们觉得非常熟悉的东西，例如有人评价我的桌子类似于欧洲古典家具中的写字桌。然而另一方面，这张桌子与斯堪迪纳维亚设计仍然相去甚远，它的结构过于纤细以至于近乎一种装饰，在设计思路的转折也过多，与芬兰的开门见山般的设计语汇天差地别。然后，正是这种差异化的思考方式让我更深地了解了自己。作为学校的课程作品，设计推敲的时间有限，这件作品仍有很多很多的不完善之处，但是正如之前所完成的每一件家具作品一样，整个设计和制作过程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形式、功能、材料、结构和工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我在芬兰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对设计极为朴素的，北欧匠人式的固执，然而这也是在我看来当代浮华与躁动的中国所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