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超现实主义

  之“和超现实主义一起看杂志”(二)

 

 

 

撰稿:钱文逸

 

布瓦法尔,为巴塔耶主编杂志所摄

艾丽·洛塔尔,《屠宰场》

接上文

 

 

二、工业屠宰场,或血的颤栗

 

1920年2月14日:工业屠宰场现状,其中有现代屠宰场整洁到像工厂流水线的照片,一些牛羊倒挂的照片,穿着白褂的工作人员的照片

1920年5月29日:对饲养动物经营的新对策,其中有不少动物倒挂、动物在流水线上等等的照片

1920年6月5日:工业屠宰场的卫生状况,屠宰场照片,白褂工作人员等

 

如果在鸟的屠杀中,动物与自然仍然在属于它们的地盘上上演着爱欲与死亡的表演,那最令我惊讶的发现便是一年之中这本科学杂志对屠宰场和动物养殖提及次数之多。可以说屠宰场是自然与工业碰撞的最激烈处,暴力、疼痛与工业压抑而冷峻的流水线构成某种极致的辩证关系。它们互为镜像,几乎反讽地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日神与酒神的悲剧之诞生:前者是虚无的死亡驱力对后者反升华的坠落,后者迈着“科学进程”、“经济效益”的理性步伐,以无尽的生命驱力不断攀升。

 

屠宰场确实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了,巴黎最有名的几个旧式屠宰场在豪斯曼对巴黎的城市化过程中也业已停用。在他的地图上城市东北角的La Villette被标注出来,那几乎是巴黎人众所周知却不敢靠近的禁地。“禁地”却恰恰是超现实主义者们要闯入的地方。当然这个“禁地”有许多他们喜欢的空间特征,边缘(想想阿波利奈尔的Zone)、荒废无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的耗费之地)、暴力与对暴力的压制(想想巴黎地理中所有被大革命的暴力留下印记的地方对超现实主义的吸引力)。

 

一切被荒废的空间都有它在现代社会被更新的版本,这个版本便出现在La Nature这本杂志上。工业屠宰场,动物养殖场,这些词汇吸铁石般的被并置,这既是工业化的屠宰,也是工业作为屠宰者。动物养殖和动物的监狱、动物的巴士底狱又有多大区别?在这三篇文章中无不充满科技进程将时代“更新”“升华”的语气。卫生将埋葬血腥,经营管理下的动物再也不是人类社会的他者。这些曾经屠宰场和肉铺里散发着强烈气味、破坏着一个城市空间的均质性的血肉之躯几乎和穿着白褂的工作人员形成了某种辩证式的映射,前者是后者的骨髓、本质、血肉之躯,后者的那身白褂却不得不让我想起巴塔耶在Documents中的那篇Informe,其中提到的那件数学大衣。形式、观念那些不能触摸的将自己掩盖起来的外衣,那些害怕触摸、害怕肮脏、以生命驱力、经济效益掩盖着暴力残酷的白褂。这些白褂和Documents中巴塔耶后来请摄影师Boiffard帮忙拍摄的一组面具人的图片构成了另一对辩证。那些面具脸的绝对的不可辨认,这些从自我中决裂而出的他者,对脸的掩盖变成了对自我的毁灭,向他者的绝对屈服,或者说他者对自我的完全吞咽。这些穿着白褂的屠宰者却在寻求着构建自我的消化与吸收,将那些脏污慢慢吸收入经济运转的大机器中,他们的干净转喻着屠宰场的干净,这对屠宰场这一空间中不可回收、不可清理的罪证与脏污的抑制。

Denis Hollier对巴塔耶Documents时期的文章做了一定的重组,屠宰场、美术馆构成了一对吸引与排斥的对立空间。从屠宰场的工作中血洗而出的市民便是在星期天美术馆优美的世俗洗礼中重新构建自己完整、卫生的自我的。但或许,谈论巴塔耶和他的杂志之前,我们得明确屠宰场是如何进入超现实主义的。与其说屠宰场在巴塔耶的文字中成为某种反机制、反建筑的圣地,不如说是几位独辟蹊径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首先闯入了禁地。确实在Michel Leiris后来的回忆录中,他明确地说屠宰场这篇短文是难得巴塔耶根据作品和图像所写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巴塔耶图像挑选的角色。但Leiris印证了这些艺术家们先于巴塔耶发现了La Villette这个城市边界的空间。

 

他们是怎么会发现的?没有什么学者给出过足够的论证,Ian Walker分析过豪斯曼的城市化中将这一处特别标出,但这样并不足以让一群艺术家对这个地点产生特别的兴趣。但是如果我们翻过了这本科学杂志,以及明确了其中图像的作用我们或许不难猜测超现实主义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图。拍摄、“报导”一个不可清理的、肮脏之极的暴力空间,曝光exposé一个被荒废的空间,让它成为这个城市中某个恐怖的黑洞,某个与其他空间不相容的反空间。1929年,Eli Lotar和Andre Masson一起来到La Villette,前者拍摄了一组兼顾血腥感、空间压抑感、在肮脏与被完全抹净的两极间回摆的照片。Masson则画了一组关于献祭和屠宰的图画。再过三年之后,当时和Breton关系不错的将来的纪实摄影大师布列松也会来到这里。 巴塔耶在这些照片创作的同年写了他的“屠宰场”一文。

“屠宰场是与宗教有关的,只要过往年代的神殿(不用提及现在仍然存在的印度神殿)有两重功能:它们是为祈祷和屠杀而建。其结果(这一判断已被如今屠宰场的混乱状态所确认)一定是某种神话和不祥的雄伟感令人不安的神秘交集,这在那些血液直流的地方是很典型的。有趣的是,在美国W B Seabrook曾表达过强烈的遗憾;观察着狂欢生活的长存和不再加入献祭之血的鸡尾酒,他对如今的习俗感到淡然无味。不过,在我们的年代,屠宰场是被诅咒的、像一艘满载疫情的船只一样被隔离。如今,这一诅咒的受害者既非屠宰者也非牲畜,而是那些只能忍受他们自己的丑陋的绅士们,丑陋却恰恰满足了对清洁、大惊小怪的卑鄙和无趣病态的需求。这诅咒(只令那些将它讲出的人恐惧)却促使他们尽可能地远离屠宰场以得过且过,促使他们为了修正将自我流放入一个无形的世界。那里没有任何可怖之物,那里他们陷入对耻辱不可消解的痴迷,沦落为吃奶酪的人。”

巴塔耶选择的照片是Eli Lotar这一系列中最不暴力的,仿佛为了用图像重复Seabrook所感到的遗憾,图像中刻意的空旷、整洁、阴暗以及血液直流的不存在几乎令它变成了一杯“淡然无味的鸡尾酒”。那些越是要远离屠宰场的绅士,越是穿着自己的白褂,将屠宰场工业化、清洁化、经济效益化,便越是被自己诅咒。屠宰场,甚至任何一个超现实主义闯入的禁地,都有两个精神分裂般的自我,一个以清洁理性保全自我,另一个以暴虐疯狂制造着恐惧,将主体击碎。超现实主义进入屠宰场,多少也是成功击碎了La Nature中那个清洁、经济的工业屠宰场吧。

 

不过如今,这座历史上的屠宰场已经被后现代的建筑师改造成了一个所谓反建筑的游乐园。Hollier反问:没有了牛头怪的迷宫还是迷宫吗?没有了血迹的屠宰场还是屠宰场吗?游乐园是一种空间的软消费,一种对那个不可回收的耗费空间的软性回收,一座科学和工业的游乐园,难道不是La Nature报导中那个工业屠宰场的一个不相认的双胞胎。巴黎城市中对屠宰场的回收从豪斯曼时期开始,Popincourt屠宰场转移至郊区的Villette,而市中心被辟出了Les Halles这块商业市场。如何回收“无用”的空间的问题仍然困扰现在的城市规划者,曾经在Villette闲逛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如今也许正在1933老厂房里拍着照片吧。

 

接下文

钱文逸

艺术史学子,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艺术史及材料研究系;
业余写作人,长期为《艺术世界》撰稿,兼评论、研究、创作及翻译。

 

 

艾丽 洛塔尔,《屠宰场》,巴塔耶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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