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徐维静

 

无论：

你的作品多与电子和生物相关，为什么对这两个领域感兴趣？ 

 

徐维静：

我对这两个领域的兴趣其实是并行的。首先从计算机的角度来考虑，英派控制论(British Cybernetics)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主要通过生物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数字、计算机技术，设计开放式的智能系统。另外，由于我在硕士期间主要运用的创作手段是电路和程序，我在开始接触生物的时候主要对电能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比较感兴趣。设计电路的目的不是电路本身，而是控制电流。而无论是DNA、单细胞生命还是基于神经系统的生命体，机体中的信息传达都依托于电。所以电路成为一种和生命系统沟通的自然手段。

 

无论：

现在，艺术好像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感性行为了，艺术有越来越趋于理性化的潮流，体现在艺术思维的逻辑化和创作方式的科学化，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徐维静：

我认为其实科学和艺术的分离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如果纵观世界史，学科之间的界限是相对模糊的，所谓跨领域的现象很普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他既是科学家，又是艺术家，又是发明家。文艺复兴末期，在现代科学慢慢形成的时候科学才被单独剥离出来。而在当今的社会，由于科技又处于一个复兴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技术被发明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普及，因此科技便成为生活和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自然成为艺术表现的课题和运用的手段。

 

无论：

就上个问题再谈回你的作品，你的简历中写到你“专注于对电子媒介与生物媒介的艺术探索（artistic exploration）”，如何定义这个“艺术探索”？在你的创作中有很强的科学实验色彩，那么它究竟是科学实验还是艺术？为什么？ 

 

徐维静：

我认为科学和艺术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其实，艺术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对材料的研究、造型的研究、观念的研究等。科学和艺术都是在表达对现实的理解，只是设立的问题不同、角度和方法不同。我个人的探索目前主要集中在思考“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并尝试设计Alternative（选择性的）生命模式，尤其是能挑战自然与人造界限的机械和生物混合体。我认为作品是艺术还是科学实验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首先它可以两个都是，其次更重要和更有趣的是主题本身，艺术和科学实验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

 

无论：

你的创作方向似乎是在Parsons（帕森斯设计学院）“设计与科技”这个专业学习期间形成的，从你的经验谈一下这个专业吧。

 

徐维静：

帕森斯设计学院的设计与科技专业非常开放，硕士学位需要读两年。我的同学做什么的都有，小发明、艺术作品、工业设计、公共系统设计、纪录片、动画片等等。学校主要提供研究、创作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但是具体的实现手段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选修课来学习，没有太多硬性要求。我们学校现在刚开了一门课叫Bio Art（生物艺术），是由我之前所在的社区生物实验室的一个创始人Nurit Bar-Shai来教，她是一个生物艺术家。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并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或者老师，是我自己在校外找到的资源，即位于布鲁克林的社区生物实验室Genspace。但是创作时的理论研究是由我在Parsons的导师Scott Pobiner指导的，他的研究方法非常严谨、扎实，对我影响很大。我是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形成了我的艺术方法，即研究作为艺术创作方法（Research As Art Practice）和基于过程的艺术创作方法（Process-based Art Practice）。

 

无论：

有没有影响你比较深的艺术家或者作品？

 

徐维静：

我从小比较喜欢看达芬奇的作品，主要是他的一些科技发明的设计稿。他后来也影响到我的一些想法，即艺术和科技之间的界限不需要划分的太清楚，不需要把两者隔离。我喜欢的很多艺术家和作品都运用大量的科学技术的题材、理念和手段，如生物学家和插画师Ernst Hackel、细菌艺术家Nurit Bar-Shai和Anna Dumitriu、南美艺术家Maria Cardoso以及她的研究型作品The Museum of Copulatory Organs（交配器官博物馆）。另外还有媒体艺术家Ralf Baecker的数字机械作品和控制论理论家和发明家Gordon Pask的化学计算机尝试。他们的研究都体现了一种开放式的控制系统设计理念，是我非常欣赏的。

 

无论：

在同龄人中，有没有你比较欣赏的艺术家，给我们推荐下他（她）的创作。

 

徐维静：

我比较喜欢上海艺术家陆洋的作品，我认为她是中国少有的生物艺术家。她的作品多与机器和生物之间的控制关系相关，往往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我认为很有趣。另外我在Parsons的同学拉丁美艺术家Aisen Caro Chacin，她主要做一些可穿戴作品，运用电路为手段，围绕人体感官做设计。再有，最近新认识的一个朋友，郭城，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他的作品Mouth Factory（嘴工厂）制造了一系列运用嘴的吆喝来进行制造的可穿戴作品。我之前的尝试主要是生物艺术，但是对于可穿戴技术也非常感兴趣。

 

无论：

作为一个基于新媒体的艺术实践者，你怎么看“架上艺术”？

 

徐维静：

我从7岁起就喜欢看欧洲的油画，在看传统油画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因为能透过油画感受到一个不同时代的节奏气息。其实架上艺术不单是一种形式，其中也包含很多概念。过去很多油画家也都混自己的颜料，在画结构的时候也要做解剖方面的研究，其中的科技含量并非少于今天的媒体艺术。其实艺术在本质上都很像，只是研究的媒介不一样，且反映的社会、时代和人类现状不一样，导致最终的形式和概念不一样。

 

无论：

从纽约回到国内，对比于纽约的情况，你对国内的新媒体艺术有什么观感？

 

徐维静：

我今年六月份刚回国，所以对中国的媒体现状还在摸索。初步感觉，一般观众的接受程度不如纽约，人们更多还是习惯更传统一些的艺术形式。在国外的圈子比国内要大一些，做的人多一些，很多概念更加前卫。但是同时也感觉有相似的地方。媒体艺术虽然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但总还有同行认为这种形式算不上艺术。在纽约仍然有很多人这样认为，包括在像Parsons这种学校的一些老师、学生也存在这样的想法。但是同时，也总是有很多人非常感兴趣，认为其中存在很多未探索领域和可能性。我认为这也是两边的共性。其实，当一个领域有争议的时候，正是这个领域发展变化最活跃的时候，也正是最有意思的时候。

 

无论：

之前关注到Dogma OpenLab，这是你参与创建的吗？可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下这个Lab（实验室）。

 

徐维静：

Dogma OpenLab 是我和帕森斯设计学院教授白培耕 (Benjamin Bacon) 共同创建的社区实验室。我们主要是想创立一个空间／平台，将设计、研究、教育和生产制造与交互、生物、数字化生产等方面的技术相结合，通过社区成员的维护，让任何成员都能有资源来进行学习、试验和创造。虽然之前一直在谈艺术，但其实现在非常有意思的一块是创客文化（Maker Culture）、开源运动（Open Source Movement）、个人化生产（Personal Production）等社会现象。正是这些不同思想和现象创造了很好的环境，让3D打印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得以推广、大众化并被更多艺术家、设计师、教育者和老百姓所运用。我的合伙人白培耕教授总是说：“创造力其实无处不在，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来挖掘自己的创造力”。社区实验室能为更多人提供这样的条件。这是我和白培耕教授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于是我们决定合作创办这样的空间。目前我们还处于创办和筹备的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