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ing Devices

 

艺术家徐维静选取了大肠杆菌作为实验体,在该细菌的生长过程中,予以持续电击,在电的不同刺激下细菌预计得出不同的图像,希冀通过电能的不同转化,打破生命与非生命体的界限。

 

徐维静

 

生物艺术家





 

 

徐维静

www.vivianxuprojects.com

 

媒体/生物艺术家,上海纽约大学IMA Research Fellow,Dogma OpenLAB联合创始人

2009年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担任著名艺术家徐冰的助理,

2013年于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获得设计与科技专业艺术硕士。

 

 

 

对话徐维静

 

无论:

你的作品多与电子和生物相关,为什么对这两个领域感兴趣? 

 

徐维静:

我对这两个领域的兴趣其实是并行的。首先从计算机的角度来考虑,英派控制论(British Cybernetics)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主要通过生物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数字、计算机技术,设计开放式的智能系统。另外,由于我在硕士期间主要运用的创作手段是电路和程序,我在开始接触生物的时候主要对电能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比较感兴趣。设计电路的目的不是电路本身,而是控制电流。而无论是DNA、单细胞生命还是基于神经系统的生命体,机体中的信息传达都依托于电。所以电路成为一种和生命系统沟通的自然手段。

 

无论:

现在,艺术好像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感性行为了,艺术有越来越趋于理性化的潮流,体现在艺术思维的逻辑化和创作方式的科学化,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徐维静:

我认为其实科学和艺术的分离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如果纵观世界史,学科之间的界限是相对模糊的,所谓跨领域的现象很普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他既是科学家,又是艺术家,又是发明家。文艺复兴末期,在现代科学慢慢形成的时候科学才被单独剥离出来。而在当今的社会,由于科技又处于一个复兴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技术被发明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普及,因此科技便成为生活和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自然成为艺术表现的课题和运用的手段。

 

无论:

就上个问题再谈回你的作品,你的简历中写到你“专注于对电子媒介与生物媒介的艺术探索(artistic exploration)”,如何定义这个“艺术探索”?在你的创作中有很强的科学实验色彩,那么它究竟是科学实验还是艺术?为什么? 

 

徐维静:

我认为科学和艺术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其实,艺术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对材料的研究、造型的研究、观念的研究等。科学和艺术都是在表达对现实的理解,只是设立的问题不同、角度和方法不同。我个人的探索目前主要集中在思考“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并尝试设计Alternative(选择性的)生命模式,尤其是能挑战自然与人造界限的机械和生物混合体。我认为作品是艺术还是科学实验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首先它可以两个都是,其次更重要和更有趣的是主题本身,艺术和科学实验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

 

无论:

你的创作方向似乎是在Parsons(帕森斯设计学院)“设计与科技”这个专业学习期间形成的,从你的经验谈一下这个专业吧。

 

徐维静:

帕森斯设计学院的设计与科技专业非常开放,硕士学位需要读两年。我的同学做什么的都有,小发明、艺术作品、工业设计、公共系统设计、纪录片、动画片等等。学校主要提供研究、创作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但是具体的实现手段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选修课来学习,没有太多硬性要求。我们学校现在刚开了一门课叫Bio Art(生物艺术),是由我之前所在的社区生物实验室的一个创始人Nurit Bar-Shai来教,她是一个生物艺术家。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并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或者老师,是我自己在校外找到的资源,即位于布鲁克林的社区生物实验室Genspace。但是创作时的理论研究是由我在Parsons的导师Scott Pobiner指导的,他的研究方法非常严谨、扎实,对我影响很大。我是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形成了我的艺术方法,即研究作为艺术创作方法(Research As Art Practice)和基于过程的艺术创作方法(Process-based Art Practice)。

 

无论:

有没有影响你比较深的艺术家或者作品?

 

徐维静:

我从小比较喜欢看达芬奇的作品,主要是他的一些科技发明的设计稿。他后来也影响到我的一些想法,即艺术和科技之间的界限不需要划分的太清楚,不需要把两者隔离。我喜欢的很多艺术家和作品都运用大量的科学技术的题材、理念和手段,如生物学家和插画师Ernst Hackel、细菌艺术家Nurit Bar-Shai和Anna Dumitriu、南美艺术家Maria Cardoso以及她的研究型作品The Museum of Copulatory Organs(交配器官博物馆)。另外还有媒体艺术家Ralf Baecker的数字机械作品和控制论理论家和发明家Gordon Pask的化学计算机尝试。他们的研究都体现了一种开放式的控制系统设计理念,是我非常欣赏的。

 

无论:

在同龄人中,有没有你比较欣赏的艺术家,给我们推荐下他(她)的创作。

 

徐维静:

我比较喜欢上海艺术家陆洋的作品,我认为她是中国少有的生物艺术家。她的作品多与机器和生物之间的控制关系相关,往往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我认为很有趣。另外我在Parsons的同学拉丁美艺术家Aisen Caro Chacin,她主要做一些可穿戴作品,运用电路为手段,围绕人体感官做设计。再有,最近新认识的一个朋友,郭城,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他的作品Mouth Factory(嘴工厂)制造了一系列运用嘴的吆喝来进行制造的可穿戴作品。我之前的尝试主要是生物艺术,但是对于可穿戴技术也非常感兴趣。

 

无论:

作为一个基于新媒体的艺术实践者,你怎么看“架上艺术”?

 

徐维静:

我从7岁起就喜欢看欧洲的油画,在看传统油画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因为能透过油画感受到一个不同时代的节奏气息。其实架上艺术不单是一种形式,其中也包含很多概念。过去很多油画家也都混自己的颜料,在画结构的时候也要做解剖方面的研究,其中的科技含量并非少于今天的媒体艺术。其实艺术在本质上都很像,只是研究的媒介不一样,且反映的社会、时代和人类现状不一样,导致最终的形式和概念不一样。

 

无论:

从纽约回到国内,对比于纽约的情况,你对国内的新媒体艺术有什么观感?

 

徐维静:

我今年六月份刚回国,所以对中国的媒体现状还在摸索。初步感觉,一般观众的接受程度不如纽约,人们更多还是习惯更传统一些的艺术形式。在国外的圈子比国内要大一些,做的人多一些,很多概念更加前卫。但是同时也感觉有相似的地方。媒体艺术虽然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但总还有同行认为这种形式算不上艺术。在纽约仍然有很多人这样认为,包括在像Parsons这种学校的一些老师、学生也存在这样的想法。但是同时,也总是有很多人非常感兴趣,认为其中存在很多未探索领域和可能性。我认为这也是两边的共性。其实,当一个领域有争议的时候,正是这个领域发展变化最活跃的时候,也正是最有意思的时候。

 

无论:

之前关注到Dogma OpenLab,这是你参与创建的吗?可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下这个Lab(实验室)。

 

徐维静:

Dogma OpenLab 是我和帕森斯设计学院教授白培耕 (Benjamin Bacon) 共同创建的社区实验室。我们主要是想创立一个空间/平台,将设计、研究、教育和生产制造与交互、生物、数字化生产等方面的技术相结合,通过社区成员的维护,让任何成员都能有资源来进行学习、试验和创造。虽然之前一直在谈艺术,但其实现在非常有意思的一块是创客文化(Maker Culture)、开源运动(Open Source Movement)、个人化生产(Personal Production)等社会现象。正是这些不同思想和现象创造了很好的环境,让3D打印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得以推广、大众化并被更多艺术家、设计师、教育者和老百姓所运用。我的合伙人白培耕教授总是说:“创造力其实无处不在,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来挖掘自己的创造力”。社区实验室能为更多人提供这样的条件。这是我和白培耕教授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于是我们决定合作创办这样的空间。目前我们还处于创办和筹备的初期。

 

Living Devices 设计稿

 

Living Devices 

 

The Silkworm Project

 

蚕计划是一个交互混合体装置,意在利用蚕和电路创造一个自动生成丝制雕塑的3D打印机。徐维静主要通过电路系统来引导蚕自发创造出新的丝造型。

 

The Silkworm Project 设计稿

 

The Silkworm Project 

 

The Ant Project

 

该计划试图建立一个允许蚂蚁/电路交互系统,在二者之间建立材料和生命记忆的交换。通过这个系统,蚂蚁的生命活动将记录到计算机存储中,计算机的部分材料将转化成蚁巢。当蚁群将界面瓦解到一定程度,交换将停止。

 

The Ant Project 设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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