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性设计和开源运动中源起的这些力量，正在重塑设计者、生产者、消费者、用户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效的设计流程依然是一个迫切的需求，创造力的能量轨迹现在现在正在设计师和用户之间摆动。事实上，很多新兴的设计实践让我们看到一种“促进事情发生”（facilitation）多过“手工艺制作”(craft)的设计方法。他们建立决策体系，并且把用户/活动者置于一个融合了设计、策划、采样、选择和混合的角色。它把设计的话语权交到用户的手中，把智慧、能力和创造力从单一的巨大中心分散出来，推向各种多元的边际。在他的文章《中心不可控：为没有控制的合作而设计》 (“The Center Cannot Hold: Designing For Cooperation in the Absence of Control”)中，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把这种向分布式生产模式的演变描述成一种“对于输入及处理过程中物质和人力的彻底的去中心化：传感、计算、处理和存储现在就在每个人手中，就像人类的创造力、智慧、直觉和经验，以及至关重要的社交能力。通过更广泛的传播创新能力，设计师把创造可能性的种子播种到了更宽阔的领域里。

 

纵观而论，跨界别设计是一个具有连接性和合作性的实践。比如说：设计师在处理公共卫生或者灾难救援事件上肯定不能单打独斗。这些挑战不欢迎孤独的斗士。这意味着设计师必须寻求与其他各种专业人士合作的机会，而且我们必须把合作提升到设计核心能力的首要位置。尽管自古至今业界总是赞美孤独的英雄式的设计师，但这种模式并不足以应对我们当今的状况。设计过程应该变得更像开源软件的开发，横跨不同领域的多个贡献者根据自己各自的学科视角和独特优势做出贡献，而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控制者。

 

与他人进行合作，并且能够有策略地明智地合作，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与别人融洽相处的能力。无论是头脑风暴，评估角色，解决冲突，或是评价同侪，合作本身是一个需要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复杂过程。合作有多种形式：两人搭档、小组、大团队、甚至是众包。然而它也可能会是个充满陷阱的冒险，所以，如果一个项目是要以设计为主导的，设计师必须能证明他们对一起工作的方法了如指掌，并且能使多种观点发生最大化效果，而不是像常常发生的那样：让整个过程陷入混乱、沟通不畅和做无用功。跨界别合作的目的是使总和大于各部分相加（ 1 +1 +1 = 4）；而对应的风险是，如果缺乏有技巧的引导和促进（facilitation），则总和将小于各部分相加（ 1 +1 +1 = 2 ）。掌握在任何多角色环境中协调利益相关者们的合作方法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在复杂问题领域里取得进展的唯一方法。协作的重要性不必赘述。几十年来，设计教育一直在借鉴艺术和工艺美术，重视自我表达和形成个人标志风格。虽然设计依旧与其相关，但这些特质现在必须开始让位给更加迫切的需要。

 

跨界别设计是这些大规模变化交汇而成的产物。它是合作的、分散的、开放的、自发的，它应对着传统学科所难以解决的多样化语境。它并没有完全取代那些学科，而是增加了一种新的设计可能性。相反的，正因为跨界别设计开放自由又相互关联，所以它的产出既不可预知又不受传统所束。它致力于和外界的专业人士进行合作——和医疗健康工作者，选举官员，环境科学家，银行家，生物学家或是林业工人们一起，在一个设计主导的过程中探索新颖独特的合作方式，而这些是从已知学科中无法获得的。

 

实践(Practice)

 

如今，世界上问题的复杂度不断激增，给设计创造了许多极好的机会，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威胁。激进变革并非适应每个领域。尽管我们相信，在经过这些变革之后我们会愉快地前进，但事实上它们确实把设计师推离了舒适区。跨界别设计把自己放在一些新的语境之中——如公共医疗，政府服务，人道主义救援，公共建设，基础设施等等，而从中产生的成果可能是方案、平台、服务、系统以及那些我们无法预知的形式。就像前面提到的，合作是决定性的要素之一，而其他潜在的策略包括：

 

1. 批判性重构(Critical Reframing)：通过调查、分析、以及用全新方式重构某个现状，都能揭示新的机会。这需要敏锐的分析、研究和理解，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一个局外的视角。不同学科间的合作本身就是一种重新定义问题、用新鲜眼光解读情况的关键策略。一个社会创新项目，宗教学者可能提供意想不到的洞见，就像重塑城市景观时，流动餐车的小贩可能带来和城市规划师不同的视角。批判性重构其实是去重新认识问题。例如，城市里越来越多的骑车出行者不仅仅关系到修建更好的自行车道的问题，而且还需要由国家政策主导来对石油、公路建设、汽车制造等方面进行各种补贴。

 

2. 系统图解(Systems Diagramming)：要想解开每天生活中不断牵扯我们的错综复杂的事情，需要我们拼凑出一幅更大的画面去了解更广的背景，并且要把利益相关者之间资源的流动和中断进行可视化。系统性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严谨的方法，通过它，人们就可以开始管理复杂性，或至少开始了解它。通过对于关系、流程和联系的图解，可以向所有利益相关者解读问题的错综复杂，同时也给“在复杂语境下进行模式优化”这个难题找到了机会。

 

3. 规模化思考(Scalar Thinking)：与错综复杂的事物为伍，意味着要认识到任何项目都既有高度的本地化表现形式和到处散播的全球性影响，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机会。设计师的首要责任就是绘制出这些等级的完整图谱。从中我们就可以评估出从哪个层面进行干预是最具战略可行性的。一个问题的性质随着它的规模等级而改变，所以至关重要的是让设计师们明白每个等级会牵涉什么资源和伙伴，这样才能精准地找到进行干预的最佳途径。

 

4. 实验性原型(Experimental Prototyping)：对项目的产出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或者根本不去预设最终产出的形式，这样一来就会给设计过程中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和新型产品创造了可能性。比如视频短片、服务演示、行为故事板、基于脚本的交互、组织中的规则制定等等，都只是一个跨界别设计项目中可能得出的其中几种混合产物而已。甚至有可能，没有哪两个项目的产出类型是相同的。快速且实验性的原型确保了多个利益相关者都可以测试、反馈，并且在不受学科要求束缚的的情况下决定项目的最终方向。

 

5. 评价标准(Assessment Metrics)：目前，对于衡量设计造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是非常模糊的。事实上，为了让设计在大规模问题上产生影响，设计从业者和支持者必须更好地展示他们的干预产生的价值。很少有利益相关者会在设计成果不可衡量的情况下仍冒险在设计上进行投入。比如说，设计需要从公共卫生那里分一杯羹，并且开发可以衡量行动效果的机制。无论是定量或定性的，对于设计师工作中战略的展示是在学科的成熟中关键的一步，而且也是所有设计实践获得长远成功必不可少的。

 

6. 由设计主导的研究(Design-led Research)：要想通过设计去探索和生产新的知识，必须要对设计本身的知识生产效果有一定的敏感度才行。以设计为主导的研究并不是那种需要在设计开始之前做的研究，而是一个设定问题和研究方向的过程，并且这些问题是通过设计行为可以解决的。这可能会涉及设计过程前期额外的传统研究，但目的是利用设计过程本身来作为一种探索和揭示的方式，并产生出新的理解形式。简单来说，通过设计，我们可以探索发现；然而通过在复杂的和陌生语境里的设计，我们会发掘跨界别设计的可能性。

 

7. 反思性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我们认识到设计过程中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然而其中变化的阵痛正是对跨界别设计实践的演变非常关键的）。对于这种情况的反思赋予了设计从业者们一种明确他们方法的途径，并且进而建立表达他们战略价值的意识和一种语言。因为有很多的项目都是探索性和实验性的，所以对于跨界别设计师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突出他们的方法、过程和实践，并且能够在进行过程中把这些东西传递给利益相关者。如同前面提到的评价标准一样, 反思性实践把证明的职责交给了跨界别设计师，由他们去做出明确地价值主张以及他们在决策者面前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