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40＋4”在位于苏州河畔M50创意园区内的上海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进行展出。这个影像装置是国内首个大型全景交互的纪录片作品，由朱晓闻、洛特·史普瑞及来自德国卡尔斯鲁艺术与媒体中心全景实验室的贝恩德·林德曼（Bernd Lintermann）联合制作完成。这个360度的影像装置将观众包围在数百个访谈片段中，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影像数据库的感觉。而其中层次分明的交互逻辑，让观众在用iPad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可以很自然地在不同的访谈间过度，同时又便于梳理不同问题和回答之间的交错关系。在这个看似规模庞大的影像作品背后，有一些怎样的创作背景和故事？“无论”有幸采访到了“40＋4”的主创者之一，旅居伦敦的影像艺术家朱晓闻，一探其究竟。

无论：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起源？

朱晓闻：很多有趣的项目都是在有趣的聊天中诞生的。我记得07年的冬天，乐大豆和我当时的纪录片教授洛特·史普瑞经常在一起谈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史。乐大豆是90年代初较早一批来中国学习中文的欧洲留学生，史普瑞教授是00年以后从德国来到同济大学的外聘学者，大豆凭他在上海十多年策展、做非盈利艺术机构的经验，觉得当时正处于一个恰当的时机，可以对上海近二十年的艺术发展做一个梳理。这种梳理的目的可能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因为他后来对我说，07年的时候他有一种茫然的感觉，这种茫然是面对变化极速的中国社会的正常反应。在他初到中国的时候，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刚刚开始被定义，市场也还没有形成，但短短十几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然经过了快速发展、蓬勃、泡沫、反思、重新定位等一系列的过程。十几年不仅对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发展而言是短暂的，即使对于一个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也不算长久。剧变之中必然充满了故事性，而任何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对现象的分析。当时我和一位上海大学艺术史的学生徐杰多次被大豆和史普瑞教授邀请加入讨论，可能因为我们之中既有实践艺术的，又有研究艺术史的，还有用影像纪录现实的，所以我们的讨论最终被各种形式的问题所充斥。这些问题有特别专业、理论的，也有特别直接、纯朴的，但我们相信这些问题是当今的艺术家们很需要提供答案的，无论这些答案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就是“40＋4”的起源。

无论：你们选择的40多位艺术家中，有老中青三代，背景、风格、创作手法和市场定位都各不相同，当时是以怎样的考量选择了这些艺术家？又是如何对他们进行采访的？

朱晓闻：大豆是策展人，所以艺术家基本都是他选择的，但我们一致同意应该包括几乎所有类别的艺术家，无论是油画、版画、雕塑、水墨，还是装置、行为、观念、录像、新媒体，也应该包括不同年代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所感所悟就会不同。我们当时请艺术家黄奎设计了一套36张的提问卡片，其中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一是艺术家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份和在社会中的角色，二是艺术和文化、历史、政治的关系，三是艺术和市场的关系，四是艺术和哲学的关系。其中既有如“当你成为艺术家时，周围的人，如家人朋友是如何看待的？”这样特别简单、个人的提问，也有“艺术家需要风度吗？”这样看似可笑的问题，还有“你的作品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样非常直接的问题。

当时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们去了每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对他们进行采访。一般来说，工作室是一个艺术家感觉最舒服的地方，因为这百分百是他／她的领地，而我们有点像入侵者一样，带着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架起两架摄像机，忽近忽远地照着人家的脸进行拍摄。同时，徐杰用一种非常官方的、类似于新闻联播那样的口吻，向被访者朗读每一个问题。艺术家面前会有摊开的36张卡片反面，他们随意抽取卡片，然后回答这些随机的问题。于是在一种仪式感和随意性并存的气氛之下，所有人都默契十足地完成了这些采访。我和史普瑞教授担当摄像，我们心照不宣地用类似直接摄影的手法，似乎刻意地避免非常规整的镜头语言，而让一切都感觉自然。就这样我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拍摄完成了40多个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