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艺术不够!远远不够!

 

编辑/林海

上海的艺术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艺术家们在其中担任了什么角色?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变化迅速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的身份?

 

上述问题在国内首个全景交互纪录影像装置《40+4艺术不够!远远不够!》中呈现出了精彩纷呈的答案。“40+4”是由策展人乐大豆、电影制作人洛特·史普瑞(LotharSpree)及影像艺术家朱晓闻于2007年开始,历时四年合作完成的采访四十位上海艺术家的纪录片项目。他们的访谈内容并不局限于艺术创作本身,而是关注艺术家们如何在日新月异的社会里认知自己的行为、角色和定位。这个项目通过展现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多元的主观立场,描绘出上海这座城市的艺术轮廓。这些访谈既不在于提出批判,也非向艺术想象力提出党派式的分析,而是以城市为主体,为观众提供一个有启发性的切入点,借以呈现上海——这座当代世界最振奋人心的大都会之一。

40+4 艺术不够!远远不够!全景交互影像装置

2014年9月,“40+4”在位于苏州河畔M50创意园区内的上海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进行展出。这个影像装置是国内首个大型全景交互的纪录片作品,由朱晓闻、洛特·史普瑞及来自德国卡尔斯鲁艺术与媒体中心全景实验室的贝恩德·林德曼(Bernd Lintermann)联合制作完成。这个360度的影像装置将观众包围在数百个访谈片段中,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影像数据库的感觉。而其中层次分明的交互逻辑,让观众在用iPad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可以很自然地在不同的访谈间过度,同时又便于梳理不同问题和回答之间的交错关系。在这个看似规模庞大的影像作品背后,有一些怎样的创作背景和故事?“无论”有幸采访到了“40+4”的主创者之一,旅居伦敦的影像艺术家朱晓闻,一探其究竟。

无论: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起源?

 

朱晓闻:很多有趣的项目都是在有趣的聊天中诞生的。我记得07年的冬天,乐大豆和我当时的纪录片教授洛特·史普瑞经常在一起谈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史。乐大豆是90年代初较早一批来中国学习中文的欧洲留学生,史普瑞教授是00年以后从德国来到同济大学的外聘学者,大豆凭他在上海十多年策展、做非盈利艺术机构的经验,觉得当时正处于一个恰当的时机,可以对上海近二十年的艺术发展做一个梳理。这种梳理的目的可能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因为他后来对我说,07年的时候他有一种茫然的感觉,这种茫然是面对变化极速的中国社会的正常反应。在他初到中国的时候,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刚刚开始被定义,市场也还没有形成,但短短十几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然经过了快速发展、蓬勃、泡沫、反思、重新定位等一系列的过程。十几年不仅对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发展而言是短暂的,即使对于一个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也不算长久。剧变之中必然充满了故事性,而任何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对现象的分析。当时我和一位上海大学艺术史的学生徐杰多次被大豆和史普瑞教授邀请加入讨论,可能因为我们之中既有实践艺术的,又有研究艺术史的,还有用影像纪录现实的,所以我们的讨论最终被各种形式的问题所充斥。这些问题有特别专业、理论的,也有特别直接、纯朴的,但我们相信这些问题是当今的艺术家们很需要提供答案的,无论这些答案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就是“40+4”的起源。

 

无论:你们选择的40多位艺术家中,有老中青三代,背景、风格、创作手法和市场定位都各不相同,当时是以怎样的考量选择了这些艺术家?又是如何对他们进行采访的?

 

朱晓闻:大豆是策展人,所以艺术家基本都是他选择的,但我们一致同意应该包括几乎所有类别的艺术家,无论是油画、版画、雕塑、水墨,还是装置、行为、观念、录像、新媒体,也应该包括不同年代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所感所悟就会不同。我们当时请艺术家黄奎设计了一套36张的提问卡片,其中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一是艺术家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份和在社会中的角色,二是艺术和文化、历史、政治的关系,三是艺术和市场的关系,四是艺术和哲学的关系。其中既有如“当你成为艺术家时,周围的人,如家人朋友是如何看待的?”这样特别简单、个人的提问,也有“艺术家需要风度吗?”这样看似可笑的问题,还有“你的作品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样非常直接的问题。

 

当时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们去了每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对他们进行采访。一般来说,工作室是一个艺术家感觉最舒服的地方,因为这百分百是他/她的领地,而我们有点像入侵者一样,带着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架起两架摄像机,忽近忽远地照着人家的脸进行拍摄。同时,徐杰用一种非常官方的、类似于新闻联播那样的口吻,向被访者朗读每一个问题。艺术家面前会有摊开的36张卡片反面,他们随意抽取卡片,然后回答这些随机的问题。于是在一种仪式感和随意性并存的气氛之下,所有人都默契十足地完成了这些采访。我和史普瑞教授担当摄像,我们心照不宣地用类似直接摄影的手法,似乎刻意地避免非常规整的镜头语言,而让一切都感觉自然。就这样我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拍摄完成了40多个访谈。

40+4 艺术不够!远远不够!全景交互影像装置,上海新时线艺术中心

 

无论:你觉得给你印象最深的采访和回答有哪些?有没有艺术家拒绝回答其中的问题?

 

朱晓闻:给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有很多,有的艺术家回答机智巧妙,有的看似无心但时有警句,也有的似乎带有一种不防备的警惕,有的非常真诚,有的大话连篇,有的不善言辞,有的出口成章,有的旁征博引,有的坦率表示不喜欢看书,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放在一起才有看头。因为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剪辑,所以对很多回答早就了然于心。我觉得纪录片和文字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字给了你更多想象的空间,比如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读来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而影片中,很多有意思的东西都不是文字可以记述的。所以让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被访者的一个小动作,一个眼神,他们工作环境中的各种细节,这样一些东西。比如,我们采访以抽象和政治波普闻名的画家余友涵时,是在他极具古典文人韵味的书房里,笔、砚、兰、石,非常风雅。他的太太捧上一壶茶,生活的气息即刻冲破了我们有点一本正经的艺术谈话,我认为这是非常妙不可言的。还有很多抽烟的艺术家,比如杨福东、杨振中、张恩利、徐震等,烟雾缭绕,好像问题的含义也变得捉摸不定,而中国艺术家的爱抽烟是世界闻名的。其实可能是艺术家的哲学思考甚于我们对问题一探究竟的信心。

 

有些问题可能没有被回答,但不回答本身也是一种回答。可能有的被访者觉得某些问题不必回答,但他们通常都以含义丰富的微笑带过。

 

无论:“40+4”最初的版本是一个四屏的录像装置,是怎样的契机让它后来又有了全景交互的版本?

 

朱晓闻:2009年的时候,我们制作了一个四屏的版本,当时的考量是,我们不认为“40+4”是传统的线性叙事的纪录片,既它没有任何叙述的主线,也没有任何中心思想,它所呈现的就是40位艺术家的群像和群体思考,这些思考之间无可避免地会有对话产生,因为他们针对的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无论这些回答是相辅相成还是风马牛不相及,它们都是在对话。秉承这一原则,又因为引导访谈的是四个人,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四屏的录像装置。2009年初的时候,这个装置第一次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斯特罗慈宫美术馆进行展出,作为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群展“中国!中国!中国!”的一部分。观察观众与该装置的互动非常有意思,因为纪录片的生命在于交流,40+4和普通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自我对话性使其同时成为一部艺术作品,但同时它又是非常注重交流的。之后这个装置在全世界多次展出,但我们慢慢有了把它发展成一个更大的交流平台的想法。

 

2010-2011年期间,我两次受德国卡尔斯鲁艺术与媒体中心(ZKM | Center for Art andMedia)的邀请,参与了他们全景实验室的艺术驻留。在这期间我们完成了”40+4”这个全景交互装置。它的原型是澳大利亚艺术家Jeffery Shaw四十多年的研究成果:AVIE(高级视觉呈现和交互环境Advanced Visualisation and Interaction Environment),这是一个高4米,直径10米的圆柱形投影屏幕,由12台高清数字投影仪放映三维立体画面,放映内容由计算机控制,比如“40+4”的交互系统是由特殊软件编码而成。观众可以在36个问题、12个话题、40位艺术家中进行自由选择,而每一个选中放映的画面下方有滚动播出的相关片段,提示观众可以继续观看。观众可以站立在原型展厅的中央,或附近的位置,用iPad进行定位选择。

 

这样一来,原本90小时的素材在必要的编辑整理之后,被导入了AVIE系统,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纪录片,而是一个影片数据库。可能没有一个观众可以看完所有素材,但所有的观众都可以整理出符合他们思考方式的逻辑。在过去几十年间,纪录片创作和理论不断发展,从传统的兼具信息与娱乐性的单线型叙事方式,到重视观众参与度的多媒体纪录片形式,其中“真实与解读”、“选择与控制”、“真实的多重性”等概念被不断强调与探索。我认为数字化、新媒体和技术革新对纪录片创作逻辑的影响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无论:你谈到了新媒体,你觉得这是今后纪录片创作的一个趋势吗?像“40+4”这样的项目有没有可重复性?

 

朱晓闻:我在上个月参加了同济大学黎小峰老师组织的“海上影展”关于纪录片跨界的研讨会,期间学习了很多有关重建纪录片叙事结构、纪录片创作多样化的话题。其实新媒体和纪录片混合的项目已经有很多,不过很多时候它们的定义不是很明确,如果在一个新媒体艺术展上出现,它就是一个艺术作品,如果在一个纪录片电影节上出现,它就是一个纪录片。我觉得这种定义本身不是很重要,因为有些作品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关键还在创作者的意图。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纪录片都或多或少是主观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它只有一个立场,有的时候多个,还有的时候似乎没有,但其实还是有。在这一个和多个、有和没有之间,媒介的选择就强调了创作者的立场。所以我觉得新媒体和纪录片的结合不是说一个趋势,而是已经存在很多年,有的作者会继续这样创作。“40+4”当然可以被复制,但这其实是一个成本挺高的制作,目前比较局限于类似美术馆这样场合的展览,我不觉得它会成为主流,但反过来说,它的主题和内容也不是一个专题片、或者一个90分钟的纪录片就可以说清楚的,所以它存在的形式取决于它的价值。

 

无论:“40+4”距离创作已经有7年,英国有一个纪录片叫“人生七年”(Seven Up),是每隔七年采访同样的一组人群,展现他们各自不同的生命进程。你们有考虑重访这些艺术家吗?

 

朱晓闻:我们一直有考虑在某一个合适的时间,重访这些艺术家,这也是我们的合作者洛特·史普瑞教授生前经常提到的构想(他不幸于去年去逝)。我觉得纪录片最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有机性,比如一个故事片,说完就完了,但纪录片其实是没有完结的。所以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可能会重访这些艺术家。

 

无论:你作为在上海出生长大、在欧美留学并工作定居的艺术家,对故乡的艺术环境,特别是其近十多年来的变化,有怎样的感受?

 

朱晓闻:一言难尽。上海有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我觉得我认识的艺术家都非常多产,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像新时线这样专注新媒体的非盈利艺术空间,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坊和教育项目都做得非常好。

 

【关于艺术家】

朱晓闻是一位媒体艺术家、策展人、作者。她的创作媒介混合了纪录影片、实验影像、行为艺术和录像装置——通过对视觉传达不同方式的研究,创造一种开放的、生动的、全球化而又具有私秘性的对话方式。朱晓闻现居英国伦敦。她是首届清华大学与荷兰V2动态媒体艺术中心联办TASML艺术驻留奖的获得者,也荣获Marylyn-Ginsburg艺术硕士驻留奖。她的作品在世界各地进行过多次展出,包括上海新时线艺术中心、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德国卡色鲁尔媒体艺术中心、荷兰V2不稳定媒体艺术机构、伊斯坦布尔国际电子艺术研讨会、纽约Dumbo艺术中心、柏林影像艺术节、芝加哥当代摄影美术馆、洛杉矶艺术协会、洛杉矶威尼斯画廊、意大利佛罗伦萨斯特罗慈宫美术馆、英国桑斯博里视觉艺术中心、加拿大多伦多城市电影节、德国慕尼黑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德国斯图加特电影节、希腊雅典录像艺术节、奥地利K3电影节等。

网站:www.zhuxiaowen.com

 

【关于新时线】

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AC)是国内第一家专注于新媒体艺术实验、制作、研究、展览及教育的非营利性艺术机构,由企业家张庆红、独立策展人李振华和中国数字媒体和录象装置先驱艺术家胡介鸣共同创办,成立于2013 年秋季。通过驻留和奖学金项目、展览、公共教育活动、出版及新媒体文献等各项工作的交织并行,CAC 对国内外新媒体艺术的创作与教育进行最为直接的支持。

 

坐落于苏州河畔M50创意园区,CAC 空间面积达800 平方米,从创立到现在已举办过《补时》、《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等展览和讲座,并经历了众多国际录像、声音艺术领域的展览与合作。例如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德国MOMENTUM 艺术机构以及由David Elliott 与李振华联合策划的《PANDAMONIUM 又一次发声—来自上海的媒体艺术》项目等。

 

作为一个创新而引人注目的平台,CAC 致力于为不同领域的艺术家、策展人及学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碰撞的场所,公众则得以体验艺术家的创作与理念,理解新媒体技术的社会、文化及政治意义,从而激发个人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新思考。

网站:www.chronusartcenter.org

 

40+4 艺术不够!远远不够!全景交互影像装置,上海新时线艺术中心

 

40+4 提问卡片,黄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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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y Shaw, T_Visionarium, Z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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